可以说，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中国数字经济》，2月，作为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在规划的指引下平稳驶上快车道。

       如何牢牢把握换道超车的宝贵战略机遇期，真正发挥数字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助推力？全国政协把“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为今年重要协商议题之一，并于今日通过专题协商会形式进行协商建言。此前，为了充分掌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经验做法，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专题调研组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云龙带队，在浙江和北京分别进行了远程视频调研及实地调研座谈，通过与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地方有关方面、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等深入充分交流探讨，为会议的务实有效举行提供更多可参考的角度与样本。

       ▶▶▶数字产业化需在安全基础上推动应用与变现

       数字经济最大的资源和要素无疑就是数字和数据。通过关键技术和核心产业，把消费、生产、服务过程中所创造的数据变成生产要素，从而提供新服务、新应用，这就是数字产业化。

       “区块链应用推广情况如何？数据要素价值化、市场化进程怎样？”在北京，以“长安链”“北数所”（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引起了委员们的极大兴趣。2021年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中，北京稳居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首位。

       “长安链”，喻意“长治久安、再创辉煌、链接世界”，“作为区块链开源底层软件平台，包含区块链核心框架、丰富的组件库和工具集，为用户构建高性能、高可信、高安全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北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向调研组重点介绍说，“长安链”也是国内首个自主可控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

       “具体到应用场景中，比如我们与国电的合作，国家电网上下游供货商多达上万家，通过区块链管理，完全可在技术上实现供货流程安全可控。”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作为区块链技术平台，“长安链”已经与20多家企业形成了应用示范联盟。

       另一方面，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虽然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资产属性尚未充分体现，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完成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变现”过程，才能达到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

       而如何进行合规的价值变现，这也是调研组来到我国首家新型数据交易所——北数所要探寻的答案。

       从某种意义上，北数所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从1.0阶段“农贸市场”模式向2.0阶段“分级分类”管理模式的转变。在金控集团董事长范文仲看来，当前在数据交易方面，需要重视的是推动数据交易产业新型业态和服务机构的培育，支持数据跨境、数据托管、数据资产化等创新业务开展。

       “我们要继续在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无人区’先行先试，在国内外数据交易试点项目的‘试水区’敢拼敢闯，在数据合规使用的‘安全区’稳扎稳打。”实地调研了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首都创新设计研究院、推想医疗、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以及相关企业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有感而发。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就是资源，价值巨大。然而硬币另一面则是，数据安全作为风险隐患始终如影随形。因此伴随着对两地数据应用与交易的深入了解，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依然是无法绕过的话题。

       比如在医疗互联网服务领域，杭州卓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尉建锋直接提出了在服务中面临的患者健康数据的使用问题，“患者数据使用授权如何界定？授权之后的数据能不能使用，能怎样使用？不解决这些问题，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沉淀的健康数据很难形成直接资源进行共享。”

       对于如何解决？尉建锋的观点是，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基础上，制定相应数据应用的合规性场景，同时划清应用场景的法律红线，通过透明有效的监管体系进行规范。

       个人信息应用与安全有隐患，企业数据也并非没有风险。根据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俊的反馈，77%的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后的数据安全表示担忧。周俊的建议是，建立健全数据监督管理机制，推动数字产业良性合规发展，加快推动地方数据立法，实现对公共、个人、商业数据的合理规范使用，鼓励新一代数据安全技术的创新，研究探索保障数据安全基础上的合理使用。“还要积极发挥网络安全的基础保障作用和驱动效应，最大程度帮助企业降低数字化转型中的网络安全成本。”周俊说。

       如果数据采集流通本身就存在隐患，如何保障其在交易中的安全可控？值得一提的是，北数所交易的并非数据本身，而是数据的价值。“也就是在数据权属尚不清晰的情况下，不涉及数据本身，只对数据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进行区分，同时在数据资产登记中，对大量数据的持有人的持有权进行确认。”北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解释道。

       ▶▶▶产业数字化为实体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如果说每座城市的发展各具特色，那么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浙江，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的“金名片”同样是数字经济。

       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8000亿元，增长13.3%。用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蒋珍贵的话说，浙江省是举全省之力发展数字经济，毫不为过。

       “根据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但美国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超60%，我国这一数据比值仅约为38%。”把发展的眼光放得远一些，全国政协委员肖钢提出，要充分评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前沿城市，其数字经济发展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能力，以明确未来要达到怎样的发展水平。

       对外找准位置，对内则要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赋能产业以及城市管理的能力。

       对于浙江这样的数字经济大省，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智敏认为，首先要摸清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特别是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各是多少，“如果制造业、工业上不来，只有服务业，是无法做优做强数字经济的。”陈智敏表示。

       事实上，浙江省近年来把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通过数字化改革为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强大动力，2020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9%，比全国高出了3.1个百分点，已成为稳经济、促发展的经济“压舱石”。

       与此同时，在发展中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产业结构，浙江省也一直在努力践行中。

       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主业就是赋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企业诸多的实施案例中，董事长田宁的感受是，构建实体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数字园区非常重要，可以带动赋能当地的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静待花开，中小企业因为数字化转型成本高、见效时间长而尤其困难，建议设立数字经济产业基金，以资本的力量去帮助本地中小企业数字化成长”田宁说。

       作为海洋装备高端制造企业代表，宁波东方电缆在数字化转型中也积累一些“别样”体会，“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真正下沉到企业当中去，看看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数字化转型方案，以服务企业业务驱动的角度去进行软件开发，这样企业才有转型的积极性和动力。”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夏峰坦言。

       数字化转型企业有“痛”、有“快乐”，已经积累了一定成绩的龙头企业有没有“难言之隐”？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与制造一体的企业之一，杭州士兰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越向调研组反映的问题，来自国内相关产业的无序竞争，“电子芯片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全球的竞争非常激烈，但随着国内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人才争夺和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领域的简单重复竞争，或多或少地消耗了企业做大做强的动力。”陈越认为，还是要加强产业的资本积聚，推动国产设备材料发展，支持上下游企业联合攻关。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提出，数字经济在推动医药产业数字化改革方面大有可为，电子处方、电子档案如果能全面实现通用，则可有效减少不合理用药情况；而地下管网由于存在短板，影响了污水处理、暴雨处置能力，建议实现城市地下管网的数字化改造，让其真正把这张“网”管好。

       ▶▶▶数字经济仍需走深走实

       调研中，无论是北京还是浙江，委员们看到了数字经济在各地发展的蓬勃之态，看到了地方政府对数字经济的“护航”，看到了不同类别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深耕”，也听到了在落实国家有关部署、开展地方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中遇到的困惑，坦诚交流沟通了意见建议。

       有一个共识是，数字经济的“规矩”需要多维度树立。因为数字经济涉及面广，创新度高、政策性强，有些方面还是“无人区”，因此在工作体系的综合统筹、协同推进，工作规律的深化认识、超前部署，工作难点的准确把握、集中突破等方面，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和持续提高。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政策规则体系尚未建立，整体性制度框架和重点领域规则存在缺失，数据权属、数据权益、数据资产入表等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问题缺少上位法规范，数据要素市场改革优化需要更加具体的制度设计，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应用的合法性、规范性需要进一步明确。

       但换个角度考虑，数字经济模式尚不成熟、技术标准架构尚在探索、产业链价值链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也为我们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提供了一个“窗口期”。

       “我们要抓紧技术攻关，推动自主创新产品的迭代应用，争取早日破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尽快实现数字经济高水平自立自强。”调研组提出。

       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的参与程度还可以继续往“深”里走：既要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底层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性；也要推动形成和扩大数字“朋友圈”，在国际数字经济标准规则制定方面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发出数字经济的“中国声音”。

       作为新经济业态，相关政策对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为此，调研组认为，要根据数字经济本身的特性、不同的产业特性以及数字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特性不断调整政策，通过科学有效地管，推动更大尺度地放。

       此外，通过调研，数字经济的高技术特性和分享性特性，既为做大经济蛋糕提供了充沛动力，也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有利于带动区域产业分散化、促进乡村振兴、助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弥补公共服务短板以及促进数字基础设施更加充分地由全民共享。

       此时，全国政协“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仍在进行，委员们的真知灼见汇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合力，随着新的经济形态在各地开花结果，一个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将逐渐显现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版图之上。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2年05月17日 第01版）

记者：包松娅 崔吕萍

新媒体编辑：黄喆

审核：周佳佳